即将卸任的加州州长纽森做出了一项令全美震惊的决定——国家不得杀人，但谁又能还受害者一个公道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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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将卸任的加州州长纽森做出了一项令全美震惊的决定——国家不得杀人，但谁又能还受害者一个公道？
圣昆汀州立监狱在旧金山湾北岸，靠着水，也靠着山。
它曾经有一间行刑室，后来被拆掉了。
死囚区也曾经集中在一处，后来被分散了。
加州死囚名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全美最大的。
二零二四年，这个名单上还有六百多人。
到了二零二六年十一月，州长加文·纽森签署命令，把五百四十八人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、不得假释。
这个数字在全美死囚总数里占了很大一块。
加州一个州，就抵得上很多州加在一起。
减刑之后，加州死囚区在事实上被清空了。
加州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大的死囚名单。
一九七二年，加州最高法院在人民诉安德森案里裁定当时的死刑制度违宪。
那一年，州内死囚的刑罚被改掉，名单几乎归零。
一九七八年，加州选民通过了第七号提案，死刑重新回到法典里。
那时候名单上只有几个人。
此后几十年，名单慢慢膨胀，变成了全美最大。
名单变大，执行却很少。
从一九七八年到二零零六年，加州只执行了十三次死刑。
最后一次是二零零六年一月，被执行的人叫克拉伦斯·雷·艾伦。
艾伦被执行时已经七十六岁，身体很差。
那一次执行之后，加州的注射死刑药物供应、法律挑战和舆论争议一起卡住了系统。
行刑室还在，行刑日却不再来。
二零一九年，纽森刚上任不久就签署行政令，暂停所有死刑执行。
他撤回了加州的注射死刑方案，也关闭了圣昆汀的行刑室。
那时候很多人以为这只是暂时动作。
暂停执行不等于改判。
死囚还是死囚，判决还在，只是不杀。
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六年之间，加州死囚名单没有消失，行刑也没有恢复。
二零二一年，圣昆汀的死囚区开始拆解。
数百名死囚被分散转移到州内其他监狱。
到二零二四年，圣昆汀的改造工程把超过一半的死囚迁走了。
行刑室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。
二零二六年十一月五日，纽森把暂停变成了改判。
五百四十八份减刑令签下去，刑罚从死刑变成终身监禁、不得假释。
人不会走出监狱，行刑日被取消了。
加州宪法把减刑权分成两条轨道。
一个死囚只背着一项重罪，州长可以单方面签署减刑。
一个人身上有多项重罪定罪，州长签字不够，还要加州最高法院批准。
加州最高法院有七名大法官。
多重重罪减刑需要至少四人点头。
五百四十八人里，大约三百八十二人属于多重重罪这一类。
占比接近七成。
所以十一月五日那支笔落下时，真正立刻生效的不到三分之一。
剩下三百八十二份减刑令，摆在法院面前。
法院签不签，决定这件事能走多远。
加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多数由民主党籍州长任命。
党派标签在这样一份文件面前能解释的东西有限。
加州历史上没有法官面对过如此规模的集体减刑审查。
签了，就是美国司法史上没有先例的一页。
不签，州长的收官动作就卡在半空。
无论哪一种结果，官司都会继续。
加州死刑系统花钱很多。
从一九七八年恢复死刑到近年研究发布，纳税人投入了大约四十亿美元。
真正执行只有十三次，平均一次成本超过三亿美元。
这些钱花在自动上诉、人身保护令申请、联邦法院审查和关押成本上。
死囚案件从定罪到执行，要经过很多层程序。
每一层都耗时，每一层都花钱。
死囚关押本身也比普通囚犯贵。
死囚需要单独监禁或高度隔离，需要更多安保和更复杂的法律程序。
名单越大，固定成本越高。
二零一九年暂停执行之后，系统变成只关不杀。
房租照付，行刑室生锈，药物过期。
二零二六年改判之后，关押还要继续，只是不再有行刑日。
反对减刑的人把焦点放在选民身上。
二零一二年，加州选民就废除死刑提案投票，支持率大约百分之四十八。
二零一六年再次投票，支持率大约百分之四十六。
两次公投都没有通过。
死刑条文留在法典里，检察官还能求刑，陪审团还能判死。
纽森的动作绕过了公投，用州长宪法权力改掉了存量判决。
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霍赫曼公开反对。
加州地方检察官协会也发表声明反对。
他们的核心指控不是关于死刑对错，是关于谁有权做这个决定。
加州地方检察官协会把这件事定性为权力滥用。
圣路易奥比斯波郡的地方检察官说得更直接，认为一刀切抹掉所有判决，既不看案情，也不顾家属。
支持减刑的人把焦点放在冤案上。
死刑信息中心的统计显示，从一九七三年到二零二四年，全美有两百零三名死囚被证明无罪并释放。
这不是零头。
一篇发表在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》上的同行评议研究用生存分析估算，一九七三年到二零零四年之间被判处死刑的人里，至少百分之四点一实际无辜。
这个比例已经是保守估计。
正式被平反的人只占百分之一六左右。
平反本身极其困难，需要新证据、法院受理和检方配合。
很多死囚没有走到平反那一步。
研究还发现，死囚刑罚被改为终身监禁之后，围绕案件的法律审查强度会下降。
被证明无罪的概率随之大幅降低。
死刑的特殊性在于它迫使系统用最高成本审视案件。
种族是另一条线。
死囚平反者当中，百分之六十五是有色人种，超过一半是黑人。
黑人平反者遭遇官方行为不当的比例，比白人平反者高出二十个百分点。
官方行为不当包括警察或检察官隐瞒证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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